凶恶残暴的日本人用公牛生殖器做成的皮鞭对难友毒打，我带领战俘暴动，被日本宪兵军事法庭判死刑……
1944年农历八月初，日军从中国北京清华园战俘营中挑出300名身强力壮者，用火车押送到青岛海港，驱上海轮运往日本从事苦役。
因我原来是上尉连长，军阶最高，日军指定我为大队长。我当时29岁，河南省襄城县人，18岁加入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五连，由士兵升至连长。
1944年4月，日军进犯河南洛阳，我在此战役中奋力作战，在守卫洛阳西下池阵地时身中弹片，八处负伤，倒在路上被送进医疗站。腿伤还未痊愈，又归队参战，在守卫洛阳东关的一座小桥时，腹部又受重伤，晕倒在麦棵里，最后落入日军之手。
如今，日军把我们驱赶到轮船上，要把我们送到日本去。在轮船上，难友们沉郁地注视着转瞬间离去的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和茫无边际的大海，想着今生今世难得再回祖国重见亲人，远去异国生死莫测，顿时感到心酸难言。有的失声痛哭，有的垂首饮泣，很多人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希望，产生了一死了之的念头。
我们这批人是由中国押往日本的第22批中国战俘。当时在日本国内从事苦役的还有美国战俘、朝鲜劳工。到10月间，日军又从中国送到中山寮战俘700人，与300人合并一处编为一个大队，仍由我任队长。这批战俘中有共产党员，有北方抗日游击队员，有爱国的国民党官兵，还有工人、农民和小商贩，小的有十二三岁，老的有五六十岁。
花岗是一座100多米高的山岗，西北低东南高，山上长满了松杉。在花岗的半山腰里开了一个铜矿，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火工业重要原料基地之一。因为从铜矿流出来的水有毒，既不能饮用，又不能浇田，必须修一条很长的暗沟排出去。驱赶这批战俘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在花岗脚下挖一条长450米、宽4米、深2米用水泥封圈的排水沟。
在日军监视下，我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吃饭上工，中午在工地吃饭，晚上漫天星星才收工，一天得干十四五个钟头的活。日本人还不把他们看成人，经常开口就骂，抬手就打。
1945年5月27日晚上，一件爆炸性的事件发生了。战俘们傍晚下工，在回归的路上，难友薛同道饿得实在忍受不住，悄悄溜到人群后边到附近居民家里偷吃了半碗剩饭。日军发觉后，即时把他捆起来带回战俘营，拘留在一个小屋里，不准给饭吃。晚饭后，日军就把我全部战俘集合起来，把薛同道拉到屋当中，气势汹汹的日本打手们手持棍棒站在周围。这边打了推过来，那边打了又拥过去。经过一阵毒打，薛同道血肉模糊了。最后，凶恶残暴的日本人小烟咆哮着跳到薛同道面前，手执用公牛生殖器做成的皮鞭对薛同道又是一阵毒打，薛同道即时丧命。战俘们惊呆了，落泪了。
而日本监工伊势还说：“死了死了的好。”难友们想着祖国山河破碎失去主权以后，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竟受人如此侮辱欺凌，是可忍孰不可忍，归宿后不禁失声痛哭，全体战俘的义愤终于激发起来了，暴动起义一触即发。
按原定起义计划，我战俘先布置好外围和内应，一举歼杀中山寮的敌人后，造饭饱餐一顿，带足干粮，每人带圆锹一把做武器，小队长以上干部每人随身必须携带自杀之利器一件。整队出发后，向北海道方向迈进。途中保持联络，不得掉队。沿途不得惊害日本老人和小孩。遇日军追击时，不得停止前进，万不得已时，才能集结一处，与日军拼一死战。
一切安排就绪，不意暴动开始之时，大个子刘锡财首先入日军室内，一锹把电话机从墙上打落，在熟睡中的日本人闻声而起。这时战俘们便抢步破门而入，举锹乱打，除四名日军被当场击毙外，其余越窗而逃。我外围人员对逃出去的日军紧追不舍，又毙死一人，伤其二人。顷刻之间，矿山各处警报狂鸣，日军倾巢而出。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我战俘不得不仓皇整队出发，舍大道取小路入山。由于战俘身体羸弱，又经一夜奔波，早已疲惫不堪。到次日拂晓，日军宪兵警察层层围击，我集结队伍时，仅余二三十人，其他都失掉了联络。我们仍一直向山顶攀登，到了山顶只剩六七个人了。
此时，我伸手去取自杀的匕首，发现匕首不知何时丢失，随后，我结绳投缳自尽。但当我如梦初醒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在花岗警察的监狱里。第二天，日本宪兵军事法庭即开始审讯。法官进行宣判：我为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其余11人为无期徒刑和15年、5年等徒刑。
宣判后的一天夜里，飞机的轰炸声骤然而至，投弹之多，轰炸之猛，超过战场。日本战败，我们终于胜利了，全部难友已由中国驻代团护送回国。我们26人留日准备控诉虐待我战俘的日本犯罪分子。1947年9月，国际B级法庭开庭对日犯进行审判，处决了虐待战俘的首恶日犯河野正敏、伊势、福田等。
———抗战老兵耿谆回忆 （蔚颖滨 整理）
（引自《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老兵讲述》
图片来源 网络）
【讲述抗战故事•回望历史瞬间】—上观嘉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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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农历八月初，日军从中国北京清华园战俘营中挑出300名身强力壮者，用火车押送到青岛海港，驱上海轮运往日本从事苦役。
因我原来是上尉连长，军阶最高，日军指定我为大队长。我当时29岁，河南省襄城县人，18岁加入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五连，由士兵升至连长。
1944年4月，日军进犯河南洛阳，我在此战役中奋力作战，在守卫洛阳西下池阵地时身中弹片，八处负伤，倒在路上被送进医疗站。腿伤还未痊愈，又归队参战，在守卫洛阳东关的一座小桥时，腹部又受重伤，晕倒在麦棵里，最后落入日军之手。
如今，日军把我们驱赶到轮船上，要把我们送到日本去。在轮船上，难友们沉郁地注视着转瞬间离去的灾难深重的祖国大地和茫无边际的大海，想着今生今世难得再回祖国重见亲人，远去异国生死莫测，顿时感到心酸难言。有的失声痛哭，有的垂首饮泣，很多人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希望，产生了一死了之的念头。
我们这批人是由中国押往日本的第22批中国战俘。当时在日本国内从事苦役的还有美国战俘、朝鲜劳工。到10月间，日军又从中国送到中山寮战俘700人，与300人合并一处编为一个大队，仍由我任队长。这批战俘中有共产党员，有北方抗日游击队员，有爱国的国民党官兵，还有工人、农民和小商贩，小的有十二三岁，老的有五六十岁。
花岗是一座100多米高的山岗，西北低东南高，山上长满了松杉。在花岗的半山腰里开了一个铜矿，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火工业重要原料基地之一。因为从铜矿流出来的水有毒，既不能饮用，又不能浇田，必须修一条很长的暗沟排出去。驱赶这批战俘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在花岗脚下挖一条长450米、宽4米、深2米用水泥封圈的排水沟。
在日军监视下，我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吃饭上工，中午在工地吃饭，晚上漫天星星才收工，一天得干十四五个钟头的活。日本人还不把他们看成人，经常开口就骂，抬手就打。
1945年5月27日晚上，一件爆炸性的事件发生了。战俘们傍晚下工，在回归的路上，难友薛同道饿得实在忍受不住，悄悄溜到人群后边到附近居民家里偷吃了半碗剩饭。日军发觉后，即时把他捆起来带回战俘营，拘留在一个小屋里，不准给饭吃。晚饭后，日军就把我全部战俘集合起来，把薛同道拉到屋当中，气势汹汹的日本打手们手持棍棒站在周围。这边打了推过来，那边打了又拥过去。经过一阵毒打，薛同道血肉模糊了。最后，凶恶残暴的日本人小烟咆哮着跳到薛同道面前，手执用公牛生殖器做成的皮鞭对薛同道又是一阵毒打，薛同道即时丧命。战俘们惊呆了，落泪了。
而日本监工伊势还说：“死了死了的好。”难友们想着祖国山河破碎失去主权以后，堂堂正正的炎黄子孙竟受人如此侮辱欺凌，是可忍孰不可忍，归宿后不禁失声痛哭，全体战俘的义愤终于激发起来了，暴动起义一触即发。
按原定起义计划，我战俘先布置好外围和内应，一举歼杀中山寮的敌人后，造饭饱餐一顿，带足干粮，每人带圆锹一把做武器，小队长以上干部每人随身必须携带自杀之利器一件。整队出发后，向北海道方向迈进。途中保持联络，不得掉队。沿途不得惊害日本老人和小孩。遇日军追击时，不得停止前进，万不得已时，才能集结一处，与日军拼一死战。
一切安排就绪，不意暴动开始之时，大个子刘锡财首先入日军室内，一锹把电话机从墙上打落，在熟睡中的日本人闻声而起。这时战俘们便抢步破门而入，举锹乱打，除四名日军被当场击毙外，其余越窗而逃。我外围人员对逃出去的日军紧追不舍，又毙死一人，伤其二人。顷刻之间，矿山各处警报狂鸣，日军倾巢而出。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我战俘不得不仓皇整队出发，舍大道取小路入山。由于战俘身体羸弱，又经一夜奔波，早已疲惫不堪。到次日拂晓，日军宪兵警察层层围击，我集结队伍时，仅余二三十人，其他都失掉了联络。我们仍一直向山顶攀登，到了山顶只剩六七个人了。
此时，我伸手去取自杀的匕首，发现匕首不知何时丢失，随后，我结绳投缳自尽。但当我如梦初醒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在花岗警察的监狱里。第二天，日本宪兵军事法庭即开始审讯。法官进行宣判：我为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其余11人为无期徒刑和15年、5年等徒刑。
宣判后的一天夜里，飞机的轰炸声骤然而至，投弹之多，轰炸之猛，超过战场。日本战败，我们终于胜利了，全部难友已由中国驻代团护送回国。我们26人留日准备控诉虐待我战俘的日本犯罪分子。1947年9月，国际B级法庭开庭对日犯进行审判，处决了虐待战俘的首恶日犯河野正敏、伊势、福田等。
———抗战老兵耿谆回忆 （蔚颖滨 整理）
（引自《抗战•刻骨铭心的记忆：老兵讲述》
图片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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